央行行长易纲：绿色金融将在平稳实现“3060”目标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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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全球金融开放与合作：引导经济复苏的新动力”为主题的第十四届陆家嘴论坛(2023)今日在上海盛大开幕，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出席并作主题演讲。

易纲指出，实现“3060”的难点在于解决碳排放负的外部性问题，降低绿色溢价。实现“30”目标内容有很多，内涵非常丰富，集中到一点就是要减少碳排放，这其中有两个难点。一是逐步降低碳排放负的外部性。排碳增加了温室气体效益，但是排碳企业和用户没有付出相应成本，大部分成本是由社会承担的。因此，具有重大的负的外部性。只有排碳有了合理定价，比如需要缴纳碳税或者购买排碳指标，逐步实现“谁排碳谁承担成本”，就可以使各个经济主体将排碳的外部成本内部化，才能有效激励企业和家庭改变行为方式。二是逐步降低绿色溢价。我国目前的能源结构仍然以化石能源为主，实现“3060”目标关键在于抓住绿色能源这个“牛鼻子”。当前，绿色能源、绿色低碳技术发展非常迅速，成本下降得很快，但是总的来看，绿色能源成本还是比传统化石能源成本要高，因为传统化石能源没有承担全部碳排放的成本，高出来的部分就是绿色溢价。降低绿色溢价一个渠道是要提高碳排放的成本，增加使用化石能源支出的成本，另外一个就是要通过市场化的激励机制，降低绿色能源的成本。我国和各国经验都表明，绿色金融的发展能够有效助力解决上述两个难题，为信息披露和绿色能源的发展提供可靠的激励机制。

易纲表示，绿色金融将在平稳实现“3060”目标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近年来，人民银行积极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大力发展绿色金融，取得了积极成效。中央做出“3060”部署以后，人民银行坚决把绿色金融工作摆在突出位置，重点抓了三方面工作。

具体而言，一是加强环境信息的披露。信息披露就是让社会知道谁排了碳、排了多少碳，社会各方面都能够测算并且验证排碳和减碳的行为。只有发挥了社会的监督作用，确保排碳数据的真实准确，才能防范洗绿、资金套利、项目造假等风险，其他一系列政策才有基础。近年来我们逐步丰富了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的要求，鼓励金融机构逐步披露相关环境信息，同时要求发行绿色债券的企业披露相关环境信息。

二是完善政策激励约束体系。实现“3060”目标，需要胡萝卜加大棒。显著提高排碳成本，可以理解为大棒，适度提高则是中棒或者小棒，而人民银行设立的支持工具是激励机制中的胡萝卜。2021年人民银行设立了碳减排支持工具和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两项货币政策工具，支持碳减排重点领域发展。对金融机构向重点领域发放的碳减排贷款，人民银行按照贷款本金60%提供再贷款资金支持，利率为1.75%，精准直达绿色低碳项目。人民银行提供给金融机构的再贷款到期要收回，金融机构向企业发放碳减排贷款是自担风险的，这样的“胡萝卜”激励机制是适中的、市场化的。同时，接受人民银行支持的金融机构承诺对外披露碳减排贷款的余额、利率以及碳减排效应等信息，并且接受第三方独立机构的核查和社会监督。截至2023年4月底，碳减排支持工具的余额近4000亿元，支持了金融机构发放贷款大约6700亿元，带动碳减排量超过1.5亿吨，取得了比较好的成效。

三是开展气候变化的压力测试。人民银行高度重视气候风险的压力测试工作，在2021年搭建了气候压力测试的基本框架，组织19家国内系统性重要性银行开展了针对电力、钢铁、建材、有色金属、航空、化工、石化、造纸等8个重点排碳行业的碳成本敏感性压力测试。此外，结合区域经济结构和转型政策，组织部分地区银行开展气候风险压力测试。通过开展相关工作，金融机构管理气候风险的意识和能力不断提高，处理好减排和发展的关系、局部和全局的关系，支持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的节奏和力度更加合理。

易纲进一步指出，上述工作中，我们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实现“3060”目标，需要在绿色转型、绿色技术领域进行大量投资，据有关方面测算，所需要的资金达到百万亿元人民币的量级。如此大的资金需求，政府资金只能覆盖一小部分，主要是靠调动社会资金参与，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运用金融工具的价格发现、风险管理的功能，实现在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增长路径。金融部门通过制定绿色金融标准，推动环境信息披露，适当提高信息的透明度，同时提供低成本的资金支持，可以降低社会资金参与绿色转型的成本，促进绿色金融市场的发展。目前我国市场已经形成了绿色贷款和绿色债券为主，多种绿色金融工具蓬勃发展的多层次绿色金融市场体系。

截至2023年一季度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超过25万亿人民币，绿色债券余额超过1.5万亿人民币，均居世界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