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眺望一支特殊的战斗队伍——小说《红霞飞》创作谈
自《历史的天空》之后，我越来越集中于中国革命战争题材创作，思考越多，课题越多。
有个问题一直悬在我脑海里——中国革命之初，尽管毛泽东等伟人已经预见到中国革命高潮“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但是在那个时候，对于不少农民、工人和士兵来说，“革命”还是一个相对抽象的概念。这些对革命一知半解、尚未清晰地看到革命前途的普通革命者，在强敌和艰难困苦面前，为什么可以义无反顾、前仆后继？支撑他们的动力是什么？他们为什么而战？现成的答案是，为信仰而战。那么，信仰是怎样进入这些人的心灵的？
不错，我们能找到现成的答案，譬如通过减租减息和打土豪、分田地，让他们得到革命的实惠；譬如思想建军、支部建在连上、各种教育动员、诉苦等，统一思想，激发了他们的革命热情等，这些都是培养理想信念的有效方式。但是，这些方式并不是全部，在有些时候和有些地方，一定还有更直接和更有效的方式。
就在这种顺藤摸瓜似的研究中，我发现了一个“奥秘”，或者说发现了红军的一个秘密武器：“红军为啥打胜仗？红军白军不一样。红军打仗为信仰，白军打仗为吃粮；红军砍头风吹帽，白军风吹两边晃；红军住宿上门板，白军过境如虎狼；红军官兵亲兄弟，白军敲诈又克饷……”这首歌是我编的，在小说《红霞飞》里通过人物之口唱了出来，但是这个“编”不是瞎编，是根据大量历史资料和红军时期文艺节目改编的。虽然在艺术上略显粗糙，却一定程度揭示了红军敢打必胜的内在精神动力。事实上，在那苍茫的战争岁月，红军的纲领、目标、纪律、希望……往往就是通过短小精悍的文艺节目传递到官兵心里，照亮了支持革命的民众。一段快板、一首歌曲、一张宣传画、一出活报剧，都能迅速转换成战斗力。
1929年12月，古田会议决议第四部分专题阐述了红军宣传工作，明确宣传队的规模结构：“军及纵队直属队均各成一单位，每单位组织一个中队，队长队副各一人，宣传员十六人，挑夫一人（挑宣传品），公差二人。”1929年8月，周恩来代表中央起草的给红四军的“八月来信”，其中称赞红四军关于“宣传兵”的组织。这让人联想到宣传兵是一支队伍，可以直接参战。
以后，我多次研读古田会议决议，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想象红军的一次次征战，似乎能够看见，在土地革命的腥风血雨中，在饥寒交迫的长征路上，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场，始终活跃着一支特殊的队伍。他们是照亮黑暗的灯，是融化冰雪的火，是凝聚精神的人，他们就是自古田会议之后一直伴随中国革命的特殊队伍——文艺宣传队。
凝聚红军精神的人，是什么样的人？他们如何超越了普通人的普通？这是我创作《红霞飞》的目标所在。
我写小说，比较倾向于“大处着眼，小处下手”。古田会议决议专门为宣传队规定了“挑夫”编制，让我眼前一亮，很快找到了下手之处。经过一年多的酝酿，脑子里渐渐有了何连田、杨俊华、马德、郑振中这样一群小人物形象。这些刚刚脱胎于普通民众的人物，一方面通过文艺的方式激励士气、瓦解敌军、唤醒民众，同时也通过文艺的方式陶冶了自身，成为最早觉悟、最先明白革命道理的红军战士。
何连田是作品中第一个出场的人物。这个农民的孩子因为不了解当地风俗习惯，无意中违反了“洗澡避女人”的规定，因而被“发配”到宣传队当了一名挑夫。他挑着自己的困惑和自责、挑着红军偿还群众的大洋、挑着红军的服装道具、挑着仅有的粮食，从闽赣根据地到长征路上，见证了这支文艺队伍鼓舞士气、争取民众、改造军阀、策反敌军、英勇战斗的历程，从而自己的心灵也受到洗礼，最终脱颖而出，成为这支队伍的坚强砥柱。还有黄埔出身的女生杨俊华、农民出身的王振寰、私塾先生出身的郑振中、旧军队过来的军官耿天阶、一向以纯粹的革命者自居的马德，等等。在漫长的战斗岁月里，他们从五湖四海走到一起。他们在战争中死去活来，他们在极限的饥寒交迫中一口气仍然活了几十年，他们在猜忌和斗争中实现了对人性的深度理解，他们在九死一生中让灵魂净化得像蓝天白云。一句话说到底，我想知道，他们是怎样由普通人成长为能够凝聚官兵精神的文艺战士的。不论是今天还是将来，我们都需要他们的精神。
《红霞飞》本来只是一个长篇小说的开头，因此何连田等人的故事也才刚刚开始。这些人物又出现在我前不久刚刚发表的中篇小说《走出草地》里，其中多了一个“公子哥儿”高一凡，还有一个“小家碧玉”方圆。他们跟随中国工农红军，踏上了伟大的长征，并在同马家军的斗智斗勇中，得到进一步锤炼，最终挣脱厄运、走向抗日战场。每当思绪飞到那个时代和那个地方，凝视那些衣衫褴褛、面黄肌瘦而目光坚定的人们，我就会想起一句话：钢铁是这样炼成的。
中国革命战争，是一个特殊的炉膛，走进去的是铁，拔出来的是剑。铸铁为剑不仅需要热血和烈火，也需要文艺。（■徐贵祥）
